新的防控方案实际上将风险区划定权下放给地方
而各地应在国家卫健委制定统一原则的基础上
去探索代价最小的疫情防控方案
6月29日起，全国人民正式进入“无星”时代，工信部当日发通告称，为了方便广大用户出行，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“星号”标记，北京、上海等地人民立刻欢呼“摘星”。
就在前一天，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(第九版)》（下简称“第九版《防控方案》”）正式发布，与“摘星”相配套，一个重大变化是调整了高中风险区的划分标准，将“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和疫情传播风险大小”作为划定高、中、低风险区域的依据。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黄森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新的标准相当于一种“模糊化”处理，由于国家不再以绝对确诊病例数为依据，具体的风险区划定相当于“全权下放给地方”。
与此同时，疫情却再度袭来。安徽省泗县6月26日在对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其2位密接人员感染。截止目前，泗县已有超过130名感染者，全县实行全域封控管理，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，并且疫情已外溢至无锡、南京等地。新的疫情再次向人们发问：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做好疫情的科学精准防控？而防疫新政又能改变各地“层层加码”乱象吗？
全国疫情形势整体保持平稳，多地调整人员跨省流动的健康管理措施。（图片来源：中新网）
“摘星”后各地如何摸索
“看到工信部摘星的通告后，有基层疾控的朋友马上和我开玩笑说，摘星之后怎么排查？每个人手里估计都要拿一本厚厚的字典。”黄森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他解释，在疫情防控压力不变的情况下，“摘星”之后，各地仍要寻找一种新的查验方式，以尽可能有效地识别不同风险人群，如果真要做到精准防控，基层疾控可能就要去查不同城市的高风险区在“哪几栋楼”，密密麻麻地列出来，并对来自特定风险区的人群进行“标注”和出行限制，这其中还会有信息上的的滞后，“基层疾控的工作量可能会增加很多，规则会变得更加复杂。”
事实上，就在行程卡取消星号当天，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标记方式。西安立刻更新了陕西一码通，扫码后在页面上会明确用不同颜色单独标注出“14天内旅居史”，具体区分来自省外、省内，只要14天内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，一律标黄，如果14天内没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，省内人士标绿，省外标蓝。
黄森忠认为，西安已经率先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尝试，这也是一个信号，未来一段时间，可能一些地区会参照这一地的做法，很多地区都会探索出自己的一些标志，“国家是希望在出行规则上做简化，将困于星号中的人们解放出来，促进人口流动，但实际下到基层，反而可能更复杂了”。
6月30日，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布微博长文称，通信行程卡的“星号”，为最大限度地把可能有感染风险的人员纳入防控视野，特别是在疫情严峻复杂的特殊时期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但“星号”标记仅仅提示某人来自有高风险区或中风险区的城市，并没有与具体的高风险区或中风险区直接挂钩，即不能反映“星号”标记者的实际风险高低。取消“星号”标记，也不再为那些可能出现的过度防疫，甚至让“防疫压倒一切”的做法，提供任何借口。
此前在基层实践中，河北保定市对来自北京、上海等行程卡“带星”的人员一律进行“一刀切”管理，即使来自低风险地区，也要求进行7天集中隔离+7天居家监测。6月2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、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也对保定市、邯郸市、石家庄市等地的过度防疫现象点名批评。雷正龙还称，青海省对低风险地区返青人员不仅要求落地进行核酸的三天两检，这个过程中，返青人员还被工作人员“上门贴封条”。
另外，在出行限制上，此前一些地区在中高风险区之外，还采取了一些特有表述，或单独列出一些地区，比如，广州有“经评估需参照中风险地区管理”地区、深圳2022年1月的防疫政策中列出了“有明显社区传播且对深圳输入风险高的地市（或县、区、旗）”，主要包括广东珠海和河南郑州全市，要求实施14天居家健康监测。这相当于各地在国家高中风险区的限定之外，还采取了部分扩大化防疫举措。“各地还是保留了一定自己的解释权。”黄森忠说。